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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的万物一体说和差等原则在他那里是并行不悖的。的确,爱是有差等的,总是推己及人,从自己的至亲再到路人。这种爱虽然不是博爱,但却是我们良心中“自然的条理”,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更有可行性。此外,面对生物世界,也有一套条理和法则,使人可以“合理地”使用自然界的资源而不受良心的谴责。这与其说是一种差等不如说是一种秩序。爱如果没有秩序和原则的话就是一种滥爱,不但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会带来灾难。
三、调和两端的生态伦理
西方文明向来强调科学技术与工具理性,这与他们哲学上的主客观对立不无关系。纵观西方的历史,这种人与自然二元的认识模式把人类从对自然的畏惧和崇拜当中释放出来,基督教对宇宙独一真神的信仰更揭开了自然界神秘的面纱,从此以后探索和研究自然的障碍进一步得到扫除,而现代科学的兴起建立在这种“思想解放”的基础上。对于后人来说,自然界不再有“神圣性”的维度,而只是一种“规则体系”。〔6〕现代科学的兴起使西方进入了工业化的时代。工业化时代在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造成了对自然资源无限制的开发利用,也导致了今天遍布全球的生态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1967年文化历史学家LynnWhiteJr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怀特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基督教要为生态危机负一部分责任,因为基督教强调人和自然的二元对立,并且把自己看成自然的征服者,这是我们今天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之一。另外还有一些生态学学者提出一种“深度生态学”的理论,强调人类不应该以自己作为宇宙的中心,而应当积极倡导以生命或生态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强调大自然的权利和内在价值,更有甚者把人和其它一切生物放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理论走在两个极端的中间。他既不是把人和自然看作截然对立分开的两端,把自然看成人统治和奴役的对象,而是强调人和万物(包括自然)之间的“一气流通”、“一体同在”;也没有像一些生态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抹杀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独立性,而是肯定基于良心“自然之条理”的一种“差等原则”。这种“差等原则”并不是一种藐视自然万物的高傲态度,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勇于对自然承担责任的大丈夫风范。正如阳明在“答季明德”的信中说到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7〕在这句话中,阳明强调的正是仁者的责任,除了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外,还有安置宇宙万物的己任。从这个意义上说,阳明既继承了儒家的传统,又丰富和发展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念。他的“万物一体”理论,比起“深度生态学”来说更有深度,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