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从乾隆的两道训谕看雍和宫的历史地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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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和宫改庙之后，乾隆皇帝经常前来听法礼佛，并在雍和宫内建立了大和斋行宫(位于今雍和宫东书院)，以供其临幸降香时休息和更衣之用。但乾隆皇帝对雍和宫的高度重视却是超越宗教意义的。

　　据《国朝宫史续编》记载，在雍和宫改庙50周年之际，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月初四日，乾隆皇帝亲至雍和宫拈香瞻礼，触景生情，当日即特颁训谕：雍和宫为皇考世宗宪皇帝肇封潜邸，皇考践祚④后，命日雍和宫。迨朕绍承大统，以神爽凭依之地，理应祗肃洁蠲，爰即旧时宫殿，供佛庄严，每岁朕亲诣拈香瞻礼，藉抒永慕之忱，用昭崇奉之义。因忆乾隆初年，鄂尔泰曾提奏，其意欲将雍和宫赏给和亲王居住，朕未之允也。和亲王乃朕之弟，俾居此处，虽无不可，但究系皇考肇迹之区，若令列邸分藩者居此发祥之地，不特邻于亵越，并恐无福祗承。况和亲王分府之后，曾遭回禄，使当日遂允鄂尔泰所请，则此潜邸旧地，或值不戒于火，更成何事体。即或斯地曾为皇考临御，百神呵护，不致有意外之灾，但自和亲王而后，袭爵业经四次，本应递减，今当袭贝子。朕格外加恩，两次袭封亲王、郡王，今绵循仍恩袭郡王，而所居王府已不能修葺整齐，星饰榱题，渐就剥落。设以雍和宫为和亲王藩府，岂能如今日之绀宇梵宫、轮奂长新，为万世所瞻仰乎?然兹雍和宫内，朕未经敬安神御者，盖因皇考升柑太庙，蒸尝稀袷，，lj伞重昭虔，揆诸古制，原无别安神御之礼。况宫中有奉先殿，景山有寿皇殿，圆明园有安佑宫，岁时瞻拜，已足伸忾闻馒见之思。故雍和宫供奉三宝，不复敬安神御，参稽礼意，实为至当。更思宁寿宫乃朕称太上皇后颐养之所，地在禁垣之左，日后必不应照雍和宫之改为佛宇。其后之净室佛楼，今即有之，亦不必废也。其宫殿永当依今之制，不必更改。

　　若我大清亿万斯年，我子孙仰膺昊眷，亦能如朕之享国日久，寿届期颐，则宁寿宫仍作太上皇之居，祥衍无疆、更属尽美尽善、吉祥盛事。本日朕因亲诣雍和宫拈香，景仰前徽，思垂奕禊，用是特颁训谕。著缮录两道，一交尚书房，一交内阁存记。俾我子孙知所宪章，勿得轻为改作，用垂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z](第3辑)，《钦定理藩部则例》【Z]卷56，喇嘛事例一，京城及各处职任喇嘛定额，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1992年，第454页。

　　②<清高宗实录》[Z】，卷1427。

　　③雍和宫乾隆御制《喇嘛说》碑，此碑现存北京雍和宫内。

　　④原文作“践阼”，应为“践祚”。“祚”意为君主的位置，“践祚”即指登基称帝。·98·中国藏学2012年第1期(总第100期)1、通过朝拜和瞻礼，柔服和威慑蒙古诸部及藏族地区的政教首领，使雍和宫成为清政府巩固专制统治的教育基地。

　　清军入关之后，清政府极力借助朝觐清帝、祭拜皇陵等方式使边疆地区政教首领表示归顺、臣服清朝，同时通过瞻礼威严之地、威武之区的方式而使之受到威慑。例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秋，乾隆皇帝前往盛京(今沈阳)瞻谒福陵、昭陵，因附近有实胜寺，蒙古诸王公等路过陵寝者均来礼佛并朝拜陵寝。

　　礼佛、敬拜陵寝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乾隆感触颇多，为便于路过皇陵的蒙古王公瞻拜陵寝，命仿盛京实胜寺之例，在关内的东陵和西陵的陵区边界外各建一座规模宏大、制度崇宏的喇嘛庙。乾隆四十九年(1784)敕令重修东陵附近隆福寺。后又命依照东陵隆福寺之例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建造西陵永福寺。此举不仅可以“阐黄教，绥远人”，又可瞻拜清帝之威仪，感受其文治武功和强大国力。

　　乾隆皇帝在训谕中反复强调雍和宫为其父皇发祥之地，不得亵越，理应清净庄严，为万世所瞻仰。

　　清代诸帝每年都到雍和宫拈香礼佛，陪同和接驾者有众多藏族地区的政教首领和蒙古诸部王公，既为礼佛，又是瞻拜雍正旧地，切实起到了敬佛法祖的双重作用。乾隆皇帝在训谕中强调“每岁朕亲诣拈香瞻礼，藉抒永慕之忱，用昭崇奉之义”，为此作了很好的注解。同时，蒙藏地区的达官贵人和信教群众也经常前来雍和宫朝佛听经，对于实现柔服和威慑效应均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2、为蒙古地区培养佛教专门人才，既有利于引导蒙古诸部倾心内向，防范边地隐患，又奠定了雍和宫作为内地蒙藏佛教学经中心的历史地位。

　　历史上，由于清帝对蒙古诸部与藏区的过密联系心存顾虑，对于蒙古诸部奏请赴藏延请高僧弘法传教事宜，往往敕令驻京呼图克图前往。为满足蒙古诸部宗教信仰的需要，阻止蒙古诸部与藏区的过密交往，使蒙古诸部情系北京、倾心内向，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雍和宫改庙后创立了显宗、密宗、综合(杂明扎仓)、医明僧院等“四大经学院”，为蒙古地区培养佛学专门人才。学僧定额80名，其中内蒙古60名，即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6盟每盟10人;外蒙古20名，其中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和赛因诺颜部4部每部5名。①教师则由蒙藏高僧充任。此举使雍和宫成为历史上北京乃至于内地蒙藏佛教寺院中学经组织最为完备的寺院，尤其是为蒙古地区培养了大批佛教人才，成为内地重要的佛学学府和培养蒙古佛教人才的中心。同时，此举客观上阻止了蒙古喇嘛到藏地学经及藏地僧人到蒙古传教的情况，使蒙古诸部敬佛学经的视野定格于北京的雍和宫。乾隆皇帝在训谕中反复强调雍和宫供奉三宝“实为至当”、“雍和宫必当改为佛宇”的旨意，并与“大清亿万斯年”联系在一起，隐含着乾隆皇帝欲借以消弭边地隐忧的政治目的，正如他自己所推崇的“建筑一座庙，胜养十万兵”那样，修庙起到了比养兵更具有积极意义的效果。

　　3、保持雍和宫蒙藏佛教寺庙地位，既可作为政治纽带，加强清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的政治联系，又可作为文化纽带，加强汉、蒙、藏、满等备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乾隆皇帝的深远用意，绝不仅限于使雍和宫作为柔服远人的教育基地和阻弭边患的佛学中心。乾隆在训谕中反复批评鄂尔泰奏请改变雍和宫用途的错误做法，与其说是批评鄂尔泰身为国家重臣却用心不良，更不如说在批评他身为国家重臣却没有政治远见。“设以雍和宫为和亲王藩府，岂能如今日之绀宇梵宫、轮奂长新”，表现出乾隆皇帝的得意和自豪，也反映出乾隆皇帝的深谋与远虑。乾隆坚持将雍和宫作为佛教寺庙永不变更，使雍和宫切实发挥了在清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之间体现主权关系的政治纽带作用。同时，雍和宫在客观上吸引了大量蒙藏地区的达官贵人和信教群众前来朝拜，切实密切了边疆地区与北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维护了国家统一，增进了民族团结，促进和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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