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著 “非有复译不可”—从《飘》的三个中译本说起__58期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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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体现了“meanness”涵义，上译显得有些含糊﹑拖沓，“趣味低劣”应该说是理解上的误差，至于赵译呢，“别有用心”是个不错的选词。
　　
　　　　（因为赵译与上译差别不大，暂且只比较傅译与上译。）
　　
　　“我等明天回陶乐去再想罢。那时侯我就能够忍受了。明天，我想一定有法子可以把他拉回来。无论如何，明天总已换了一天了。”（1980：1217）
　　
　　“这一切等我明天回到塔拉庄园再考虑吧。到那时候我就能够忍受了。明天我要想出个办法来重新得到他。不管怎么说，明天就是另外一天了。”（1990：1313）
　　
　　这是故事的结局：当瑞德最终因为失望离开时，望着他愈渐远去的背影，斯佳丽痛苦地呼喊着他的名字。最后，她明白土地才是自己最终可以依靠的。两个翻译版本差别较大的是最后一部分，不难看出，傅译在这儿没有摆脱语言的束缚，“换了一天”显然是有些生硬的汉语，而“另外一天”则显得自然很多。
　　
　　每一次重译都是一次新的阐释，都能带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使原作渐渐的丰满。也许我们只看到了细微的变动，但正是这一个词，一个短语的改动在丰富和诠释着原作的形象。
　　
　　
　　
　　3.从阐释学视角看文学名著复译的必要性和意义
　　
　　3.1阐释学理论的研究
　　
　　阐释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广泛流行于西方的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它主要涉及理解，意义以及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在《通天塔之后》(AfterBable)一书中,率先将阐释学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阐释学理论认为，译者的主体性影响着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同时，译者主体性具有其不可避免的视域。“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者，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身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迦达默尔：2004：8）
　　
　　迦达默尔提出理解是历史性的，所以，“任何一个阐释者，不管其修养，学识如何，不管其意愿如何，都不可能穷尽对原作生命和价值的认识。”（许钧：1998：136）翻译家林纾是中国最早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人之一，他首先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今译《茶花女》），至今早已有超过十个版本的译本问世。因此，即便是有了一个甚至多个优秀的译本，新的译本也必将会出现。
　　
　　3.2名著复译的必要性
　　
　　美国翻译学大师奈达认为，时代的变化，语言本身的变化以及人类文化的变化，任何译作都不可能拥有永久的生命力。一部译作，不管它多接近原作，多么成功，其寿命一般只有“五十年”。
　　
　　不同时代人们对作品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必将不同。韩少功曾在1985年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名翻译出版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的代表作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许钧教授在2003年出版了他的翻译版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韩少功在翻译时把其中许多涉及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有意的“过滤”掉了，许钧教授则在他的翻译中，把那些被当时的社会环境“筛掉”的信息全部还原。许多关于性等中国人忌讳的话题的描述也都曾一度被“筛掉”，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应该还外国作品其本来面目。
　　
　　“晚清时期，创作和翻译小说之风极盛。……翻译小说达四百种，出版时期最迟是宣统三年（1911年）。”（马祖毅1998：405）清末至今我国的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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