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孔子诗观之比较__墨水学术,论文发表,发表论文,职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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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⑨]
夫子截取“素以一绚”一句立说，谓人工的雕饰不及本色朴素之美。子夏由此展开联想，以为节文之礼仪亦后于本性的仁爱。
孔子、子夏之“摹仿”虽离原意较远。但其并非无关联，这种“摹仿”并非如柏拉图所言，摹仿会损害真实性从而对道德构成伤害。反而却更加深化了用诗者所持守的道德，就此意义言，孔子、亚里士多德较近，而共别于柏拉图。
习诗是孔子教育后学的必修科目，但其教诗、习诗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学作诗而是为了做人。即作“温柔敦厚”的君子。这也是教诗者和习诗者的共同之志。在习诗之前，先预设树立一个“温柔敦厚”之君子形象，然后习诗者通过习诗来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接近预之目标。此一层也可析为：习诗者通过对君子（可以是实存，也可以是潜在）的摹仿。当然这种摹仿主要是一种治内的工夫，来重新编排改进自己原有的道德观念，使其合于儒家理想人格标准——君子。而自己人格的修炼结果就是一个人格“艺术作品”，而不同的是这一作品在不断的“修正完善”。
三、亚氏之宣泄（katharis）净化与孔子之“兴、观、群、怨”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悲剧的功用时说“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katharis。Katharis在古希腊文中兼有“宣泄”与“净化”之义。[⑩]“宣泄”最初指一种医疗手法，如果人体内某一成分蓄积，有可能导致病变。医生将再开给病人一些与蓄积成分相同的药物让其服用，引起身体对这些成分的排斥，从而将对多余的蓄积成分宣泄掉，使其恢复健康。[11]
依此，观众在观看悲剧时，悲剧会给予人们更多的“怜悯与恐惧，从而引发观众内心蓄积的怜悯与恐惧，使这些怜悯与恐惧得以宣泄（katharis），此种怜悯与恐惧并非全是诗人或观众、读者的私人感情。而往往是一种类似于宗教情感的共同体验。此种情感比其他情感更好地顺应于对道德和宗教的捍卫和改善，“悲剧引发的怜悯是人真正博爱的基础。”[12]，净化主要是指道德净化，通过宣泄，观众或读者的内心产生一种类似于宗教般的庄严、严肃感，从而增强对一些业已形成的道德、价值标准的认同，使其行为更具有德性（主要是道德德性）。至此，笔者感触到，亚氏的《诗学》并非一单纯的诗学著作，理解《诗学》应该将其放到亚氏的整个思想体系当中去理解。《诗学》不是孤立的，其与亚氏的伦理学、宗教学和政治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诗学》可被看作一本政治学著作。[13]故悲剧课提升政治共同体的道德感，即正义感。
孔子论《诗》之功能主要就其社会功能言。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4]
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5]
依孔子《诗》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此四功能者“兴”最为关键。兴者，起也，它是古代礼仪中的一个动作，目的是提醒人们保持庄严，以迎接其他仪式，如同今天的“全体肃立”之语。先秦文学批评中的“兴”有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诗歌创作中的感兴；二是《诗》的表现手法；三是指《诗》鉴赏中的感兴，即感发志意。“兴、观、群、怨”之“兴”当作“感发志意”之意理解。前文已述习诗之目的不是为了作诗而是为了做人。通过习诗来感发、激发习诗者之向上的人生志向，与亚氏之宣泄相似。通过刺激而引起反应，区别在于亚氏支刺激是通过“怜悯、恐惧”引起“怜悯、恐惧”，当然后者之“怜悯、恐惧”较前者更趋善、更具共同感。孔子之“兴”是求诸外，明诸内，似乎是一方法问题，即后儒所言的工夫。由《诗》所感发的志意已远远超越了《诗》本身之志意。悲剧所以引起观众之“怜悯”、“恐惧”本身也超过其本身之“怜悯”、“恐惧”。悲剧、《诗》俨然一药饵，无其作饵，人类之某种情感体验或志向不易引发，一旦引发。悲剧、《诗》本身的意义隐退，而其所激起之意义朝着某一预设的状态运动，亚氏之为“德性”，孔氏之为“温柔敦厚”之君子。二者都可起到净化心灵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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